作为人类学概论课的必读书目，期末要求写书评。老师给出了几个问题，基于这几个问题写的。
写完了不发出来，挺可惜的。

1、Brief of Huotou System
伙头制度是彝族村落的一种政治制度，由七人组成，负责协调村落内的治安、耕作、税收、主持祭祀、种伙头田，与外界的联系、迎来送往等事务。伙头实行轮换制，每年正月初一进行更替。理论上村内成年男子都有资格和义乌选举和被选举成为伙头。伙头需要具有家境较好、家人人品好、夫妻健在、无病无灾的条件。所以实际上伙头一般集中于部分家族。
2、Why Breakdown
伙头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，和国家对基层的掌控政策相抵触。一方面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，伙头制度并没有其容身之地；另一方面，在破除封建的口号下，伙头制度的确具有其被破除的意义。无法否认，伙头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，伙头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。而后的文革加剧了一点。两种制度的碰撞，以一方强势的breakdown另一方为开始。
3、为什么被叫野鬼时代？Zhizuo People如何符号性的重建其当地社会系统？
如果要更准确的定位这个问题，那么首先就得定位Zhizuo People。如果把Zhizuo People定义为普通直苴村民的话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不得不指出的是，作者所访谈的直苴村民，其代表性是值得商榷的。除了作者带着嘲弄色彩在刚开始描写的Li Yun以外，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是伙头的成员或者原始宗教的仪式师，换句话说，都是在原有的伙头制度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。对于在现代中国体系中获得较高地位的人，如各类官员，也有一定描写。但是这其中缺席的，是处于较低地位的普通直苴村民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无法找到一个，既不属于原有伙头制度受益者，又不属于现有制度受益者的人。
在作者描述了以前的伙头，以前的巫师眼里的文化，也描述了现代国家体系下的文化之余，极少描述普通村民眼中的文化，我只能找到一处。作者提到过一句普通村民对仪式师的精心构造毫不在意。如果从这唯一的点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那么Zhizuo People是被动的参与符号性重建，他们毫不在乎地重构自己不在乎的文化。
但是，仅仅靠着一句话回答这一问题，也太武断了。所以，只有从作者访谈范畴内的Zhizuo people来回答，这个问题才稍有意义。

我想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回答，因为，这两者互为答案。
建构出一个被叫做野鬼时代的时代，就是伙头制拥趸符号性重建其社会系统最重要的方式。反之，为了符号性地重建伙头制度，他们把伙头制度被中断的时代叫做野鬼时代。
野鬼时代这一命名，和野鬼的肆虐，是由伙头制度的拥趸和作者本人建构的。
野鬼的定义权一直处于伙头制度的拥趸的手里。病症被定义为野鬼肆虐，人的意外死亡被定义为野鬼肆虐，文革期间被杀也被定义为野鬼肆虐！而所谓文革期间因为野鬼肆虐死亡的人，实际上是死于伙头制度的拥趸之手。这些人根本没有掩饰自己是凶手。
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治理的减弱，原来的伙头制度拥趸开始重新符号性的重建构其文化，同时通过这一过程重构之前被打破的权力结构。野鬼时代这一命名的实质，是通过将之前的时代定义为非正常，重新将伙头制度确立为正常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作者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。作者作为一个具有大量文化资本的学者，撰写《野鬼时代》的同时，就在建构野鬼时代。

（2）
直苴村民并不认同彝族这一身份，他们自认为是Lipo人。
彝族是通过追踪语言词汇和文化特征之间的遗传关系，由多个民族聚集而成的单一民族。所以被认定为彝族具有一定的随机性。直苴的方言更类似于傈僳族。彝族这一概念将直苴和他们之前的敌人——北方的野蛮土匪认定为同族，没能更好的界定他者。
（3）
在Mueggler的描述中，西南少数民族的原始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神圣性。在这一预设下，西南少数民族被描述为认同自己自己的文化，以自己祖先的聪明才智为豪的自觉的文化人群。
Mueggle的田野调查，至少在文中所呈现的报道人群体，具有很大局限性。对伙头制度的描述，对巫术仪式的描述，都来自于过去的精英集团的描述。
Mueggle描述了以前的伙头，以前的巫师眼里的文化，也描述了现代国家体系下的文化。但是没有描述普通村民眼中的文化。作者提到过一句普通村民对仪式师的精心构造毫不在意；此外很少涉及对普通村民看法的描述。
在我看来，伙头制度和Mueggle批判的国家文化一样，是需要被考察，被批判的。对待国家文化的时候，也需要秉持着文化相对论。
文化相对论不仅仅是说民族的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；对于那些冲击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，文化相对论同样适用。
按照布迪厄的理论，作者在批判一种符号暴力的时候，也在构建一种新的符号暴力。

我好奇的是，在现在，2020年，野鬼还在吗？当伙头制度的拥趸渐渐消失，或者新一代的人重新建构不同的伙头制度（类似于汉服），这些野鬼还存在吗？小康社会，是否可以像当年的跑步进入一样，以一种愿景冲击当地的原有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