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的不言而喻，都只是自以为是。

这句话是昨天想到的。本来想用“所有的”不言而喻，但感觉太过绝对了。换成了“所谓的”，感觉温和一点。

今天课上讨论杜赞奇的时候，讲到了杜赞奇对经纪人的分类，保护型经纪人和盈利型经纪人。
杜赞奇认为，随着现代国家（这里指民国）的发展，政权内卷化出现，保护型经纪人逐渐为盈利型经纪人所取代。
算是一个小小的想法吧。
首先，一个经纪人，他可能并非二元对立的分为保护型和盈利型，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。他可能既具有保护型，又具有盈利型，他的行为具有某种场景性，他在保护和盈利之间，进行着微妙的协调。
同时，这样一个经纪人阶层，相对于“被保护人”来说，无疑具有更多发声的机会——甚至有可能垄断了发声的权力。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，这种垄断慢慢被打破。作者使用最多的史料，日本满铁公司的调查，也就是《满铁调查》，是满铁公司（大约是为了殖民做准备）做的调查。这些调查人员并非从属于经纪人阶层，他们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日后的统治，所以偏向于实用（二手观点，未读原文）。这样的后果就是，被春秋笔法隐没的“盈利性”显露了出来。
当然，建国后，这些经纪人被完全的定性为土豪恶霸，也是对“保护性”的隐没。
就像东林党人的评价，从清流到毒瘤，逐渐在发生变化。东林党事迹并没有变化，但是史家不同，史料不同，看到的事情不同。
这就引发了，在阅读史料和材料的时候，需要时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：谁在说话？

想起了去年读布迪厄的时候，我对符号暴力做的比喻：大脑是人最重要的器官——这件事是大脑告诉你的。同理，记者和媒体是社会的良心，这是媒体告诉你的。那知识分子的神圣性，也是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。
布迪厄对知识分子幻觉的批判，的确足够犀利，但是这种幻觉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。北京出租车司机和巷子口摆龙门的老大爷，他们的幻觉和知识分子别无二致。只是知识分子具有更多的话语权，可以把这种幻觉散布出去——而且，这种幻觉作为一种既定事实被其他人接受。
所以，知识分子幻觉值得被特别批判的原因，主要是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机会说话。而且，这种话语往往被认为是客观的。或者如保护型经纪人的描述那样，被认为是“被保护人”进行的描述；但是实际上，被保护人是沉默的。
《方方日记》的争论也是如此，方方真的有为武汉人说话吗？作为一个个体，她只能为一部分人说话。最重要的是，是谁在支持她，谁又在反对她？去除掉双方（或者多方）互相扣的帽子，这些言论背后，是怎样的人？是谁在说话？

再扩大一些范围，大=任何言语都有其场景性，都有其文化背景。或者说，都认为一些东西是不言而喻的。这些不言而喻，只是作者的自以为是。（那群体的文化背景可以叫做群体性自以为是。）就像之前我对《The Age of Wild Ghosts》的评论，作者实际上预设了原始的制度更具有神圣性。这样一种反现代主义的立场，如很多人一样，属于不言而喻的价值判断。那么，正如我所说的，传统和现代之间，真的存在孰优孰劣吗？
类似这样的理论预设，是所有的作者都不会写出来的，他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而喻的。而实际上，这些不言而喻的沉默来源于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，这种沉默，也是一种语言。

这种沉默，和史料一样，和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一样，我想要（我们也都都需要）问一句：
谁在说话？